“贝多芬”在上海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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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】
丰子恺画贝多芬。
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，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。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《科学史教篇》的文章，宣传“科学救国”，其中将贝多芬（当时鲁迅译之为“培得诃芬”）与莎士比亚、拉菲尔等文学家、画家并列。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，一本是《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》，另一本《近世十大音乐家》，其中将贝多芬的名字翻译作“裴德芬”，这两本书尤其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。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《西洋名曲解说》（王光祈著）中，贝多芬则被译为“白堤火粉”。另外，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《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》，“悲多汶”也就是贝多芬。此书作者R.H.夏弗莱，翻译彭雅萝（Miss Peng Ya-lo），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。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：“我深切地了解到，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，因为不自由的痛苦，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。”
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，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；而在中文译本中，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。傅雷曾写信致罗曼·罗兰：“偶读尊作《贝多芬传》，读罢不禁号啕大哭，如受神光烛照，顿获新生之力，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。此实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。”“Beethoven”的中文译名自李叔同以来五花八门，直到傅雷的译本《贝多芬传》出版后，才基本定型为“贝多芬”。1978年，傅雷1946版《贝多芬传》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，此后又多次印刷，印数近19万册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。
傅雷在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》一文中开篇就讲，贝多芬的精神是“力”，这里所说的“力”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。贝多芬的音乐最初进入上海时，主要是西侨在演奏欣赏。到了20世纪初，当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，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、亟待崛起之时，而贝多芬恰好有这样的“力”。看看王光祈在《西洋名曲解说》一书中介绍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的话语：“……不禁拔剑起舞，扫去一切苦闷，发出无限欢声，并用德国诗人喜纳（即席勒）所作欢歌，以结全篇。其时，台上歌队乐队中音齐作，一种庄严伟大气象，举世无匹。”文字间完全能体会到他被贝多芬的“力”深切感染的状态。1927年5月29日，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00周年，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( Mario Paci) 指挥下，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（已拆，原址位于现新雅粤菜馆位置）演出了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。
【3】
上海贝多芬音乐会节目单内页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。
1981年4月1日、2日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“珠联璧合”，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，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《埃格蒙特序曲》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，一般场场爆满。
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。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，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，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，由黄贻钧、曹鹏、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。有爱乐的“过来人”说，当年听音乐会，我们都是摸石子过河，不知道会听到怎样的音乐会，反正有票就买了，进去后才知道会演什么。然而这一次不同，音乐会有鲜明的主题：纪念贝多芬。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，当时在位于延安东路龙门路拐角的上海音乐厅售票处，人们排着长队，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。
1985年的这一系列纪念演出，从9月29日延续到12月29日，如今看来像是一场传奇。笔者购得一份当年的节目单，一共24页，封面是柴本善创作的火红的贝多芬侧面像，仿佛置身火山岩浆之间。节目单中除了常规的演出目录、演出人员介绍，还有贝多芬年表以及杨民望撰写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详细介绍。关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介绍，紧扣一个关键词：英雄。节目单的扉页上则摘录了贝多芬的一些话语，比如：音乐应使人们的精神爆出火花；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，以鞭策那些胆怯的人。当然还有那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、传播最广的——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，决不许它毁灭我！
而与这场音乐盛会“一脉相承”的文化事件是赵鑫珊的《贝多芬之魂》一书的出版。作者从整个文化语境来审视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。该书的出版与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、重建心灵家园的文化需求正相适应，因此一时之间广受热捧，好评如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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