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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只是生了孩子,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?”职场妈妈困境背后到底是什么

    在凯特琳·柯林斯调查的四个国家中,瑞典以两性平等政策闻名。瑞典推行双职工/双照顾者模式,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,包括不用即作废的“爸爸月”,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,使得瑞典女性很少成为全职妈妈。“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,瑞典其实也是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模式。”沈洋认为,基于瑞典的经验来看,政策的确可以改变文化与观念,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实现,男性因政策的推动,越来越多地参与育儿责任。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国的福利悖论现象。过去,德国女性可以得到三年育儿假,看似家庭友好型的育儿假政策却没有得到女性的支持。实际上,在三年育儿假期间,女性不仅承担了更多育儿和家务劳动,并且极大影响了事业追求。最近几年,德国将育儿假修改为一年,在这样的情况下,目前70%的德国妈妈从事兼职工作。“我国在制定育儿假政策时需要谨慎,需要有性别视角。”沈洋说。

    在《职场妈妈生存报告》中,凯特琳·柯林斯也提出,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。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,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、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,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“好妈妈”标准之下。

    什么是“好妈妈”?在杨帆看来,社会对于“好妈妈”的想象往往是浮动的,更值得考虑的是孩子眼中的“好爸爸、好妈妈”。“孩子对什么是‘好爸爸、好妈妈’的标准,是在成长过程中互动构建的。如果单向地接受所谓社会一般标准,并且家庭努力迎合这个标准和期待,并不利于培养孩子圆满的人格。”

    沈洋提到,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,即便是在将育儿责任更多地交给育儿嫂、住家保姆的家庭中,女性一般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认知劳动。“比如,奶粉几十种、上百种品牌怎么选?‘双十一’刚过,你给孩子挑东西、买东西花了几个小时,娃爹却觉得你只是在玩手机?所以,在育儿环境比较和谐的家庭中,男女双方都要对彼此的职业内容有更多了解,并且认可对方付出的认知劳动价值。”

    杨帆提出了另一个概念——认知过劳。“一些家庭研究文献关注到男女在育儿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,即女性大量进行育儿劳动,尤其是以规划、筹备、采买决策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。需要反思和提防的是,‘育儿认知劳动’是否正滑向‘育儿认知过劳’?对育儿要投入的认知劳动的度到底在哪儿?实际上,这种过劳是现在很多家庭,不只是妈妈,也是爸爸的压力所在。”

    在杨帆看来,零工经济、线上经济的发展,让自由职业者增多,给了女性更多就业机会,同时也给了男性参与家庭和育儿实践的更多机会,“这是当下时代的一个机遇。”时代在进步,女性要真正走出困境,还要激发男性的觉醒,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,是时候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了。达成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目标,不应是女性需要独自承担并解决的困境。大到国家政策,社会对于女性、男性、家庭及职业的主流看法,小到工作构架,与伴侣、朋友、亲戚、孩子乃至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,女性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对待,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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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源:上观新闻 作者: 责任编辑:程丹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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